第一百一十章 南洋新秩序
隨著滿者伯夷的分崩離析，三佛齊的屈服，和哈里斯國、如來佛國的相繼請求保護，啟宋在南洋的權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趙昺與他的核心智囊們，並沒有滿足於僅僅充當一個調停者和保護者。
他們的目光，投向了更深層次、更長遠的控制，經濟與制度的重塑。
議政殿內，關於如何將這種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，轉化為永久性、制度性霸權的討論正在進行。
“陛下，”戶部尚書率先開口，他面前攤開著厚厚的賬冊，
“成為保護國，固然能收取保護費，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內政。
然則，此非長久之計，亦非利益最大化之策。
各地關稅壁壘猶在，我朝商品進入其市場，仍需繳納重稅，且常受其本地行會、貴族盤剝掣肘。”
樞密使張世傑介面，他的視角更為宏大：“軍事存在需鉅額花費。
若不能從當地獲取持續穩定的收益以彌補軍費，長期駐軍將成為朝廷沉重負擔。
且零敲碎打的貿易協定，易因當地政權更迭而失效。”
一直沉默的外相陸秀夫，此時緩緩提出了一個構想：
“陛下，諸公，既然我朝已成為南洋諸邦公認的保護者，何不借此大勢，推動訂立一項覆蓋整個南洋區域的共同條約？
仿效古之盟約，然內容須以保障我朝經濟利益與戰略安全為核心。”
趙昺眼中閃過一絲興趣：“具體言之。”
陸秀夫顯然深思熟慮：“此條約，可命名為《南大洋諸邦互保與通商公約》，其核心可概括為兩條：
其一貿易自由。所有簽約邦國，須廢除彼此間的一切關稅壁壘及非關稅障礙，允許商品、資本自由流通。
其二門戶開放。所有簽約邦國，須向我朝商民開放全部市場、港口及投資領域，給予我朝商民與本國商民同等待遇，不得有任何歧視或限制。”
文天祥補充道：“可再附加一款，各邦國間若有爭端，須提交由我朝主導的公約仲裁庭裁決，不得擅自訴諸武力。
如此，我朝既掌握了經濟命脈，又掌控了爭端解決機制，南洋秩序，盡在掌中。”
殿內響起一陣低低的議論聲。
這已非簡單的盟約，而是一套旨在將整個南洋經濟徹底納入啟宋體系，並剝奪其自主發展能力的制度性安排。
趙昺沉吟片刻，看來古代人確實只是見識少而已，對於自由貿易這一套，很快就理解了嘛。
“善！便以此為基礎，擬定公約細則。告訴那些保護國，簽署此公約，乃是我朝提供保護的先決條件。
順之者，可享太平，可得些許貿易之利；逆之者…”他沒有說下去。
在啟宋強大的政治、軍事和情報壓力下，早已被滲透得體無完膚、或因內戰而精疲力盡的哈里斯國、如來佛國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南洋邦國，幾乎沒有多少反抗的餘地。
經過一番或明或暗的威逼利誘，《南大洋諸邦互保與通商公約》在1298，於君臨港正式簽署。
啟宋的商品、資本和影響力，如同決堤的洪水，開始毫無阻礙地湧入南洋每一個角落。
公約的簽訂，在廟堂之上是一紙文書，在南洋的市井民間，卻是生活翻天覆地的開始。
巨港，三佛齊舊地。
老銀匠阿里·法赫米望著自己冷冷清清的鋪子，愁容滿面。
他的家族世代打造精美的銀器，曾是三佛齊王室的供貨商之一。
但自從公約簽訂，大量來自啟宋的、樣式新奇、價格低廉的機制銀飾和鍍銀器皿湧入市場，他那需要耗費大量工時、價格高昂的手工銀器，瞬間失去了競爭力。
“完了，全完了…”
他看著街對面一家新開的、掛著宋貨專營招牌的店鋪里人頭攢動，喃喃自語。
他的兒子，一個接受了些許新式教育的年輕人，卻不耐煩地說：“父親，守著老手藝有什麼用？現在都講求效率！
不如把鋪子賣了，我們也去進宋貨來賣，或者…聽說去宋人的礦上做工，工錢也不錯。”
老阿里渾濁的眼睛裡充滿了迷茫與痛苦，他堅守了一生的技藝和驕傲，在來自北方的廉價商品洪流面前，顯得如此不堪一擊。
爪哇島，原滿者伯夷都城附近，一個哈里斯國控制下的沿海小鎮。
年輕的漁夫卡瑪爾划著他的小漁船返航，臉上卻帶著久違的笑容。
他的船上，除了魚獲，還有幾匹來自啟宋的廉價棉布和一些鐵製漁鉤。
這些都是他用魚跟停泊在港口的宋國商船換的。
“這宋布真好，又結實又便宜，比以前咱們自己織的土布好多了！”卡瑪爾對前來接船的鄰居興奮地說，
“還有這漁鉤，你看，多鋒利！比以前我們用骨頭磨的好用太多了！宋人說了，以後還會有更多好東西運來！”
對於像卡瑪爾這樣底層的民眾而言，他們並不關心誰統治這裡，也不懂什麼貿易自由、門戶開放。
他們只知道，以前遙不可及的、只有貴族才能享用的精美商品，現在似乎觸手可及了。
生活的便利，暫時壓過了對傳統衰落的隱憂。
蘇門答臘，一個由啟宋實際管理的香料種植園。
種植園主，一位投靠了啟宋的本地貴族後裔，正陪著一位宋國商行的管事巡視。
管事看著連綿的丁香樹和肉豆蔻林，滿意地點點頭：“很好，按照契約，今年的收成，我們商行包了。價格就按公約規定的‘公平市價’結算。”
種植園主臉上堆著笑，心裡卻在暗暗叫苦。
這公平市價，完全是宋人說了算，遠比以前賣給阿拉伯商人低得多。
但他不敢反抗，他的地位和安全，完全依賴於宋人的支援。
他只能拼命壓榨園內的農奴，試圖從產量上彌補損失。
君臨港，一家新開張的南洋貿易公司總部。
公司東家，一位在總督之爭中站對隊、並獲得首批南洋貿易特許狀的商人，正意氣風發地對下屬們訓話：
“公約已籤，南洋市場門戶大開！這是我們千載難逢的機會！立刻組織船隊，將我們的瓷器、絲綢、鐵器、藥材，還有工部新出的那些小玩意兒，全部運過去！
價格壓低點沒關係，先把市場佔住，把那些本地作坊全都擠垮！”
資本的洪流，在公約的護航下，開始無情地衝刷著南洋舊有的經濟結構。
手工作坊在廉價工業品面前凋零，本地商人要麼被吞併，要麼淪為附庸，資源被以合法的形式源源不斷地輸往啟宋。
啟宋朝廷則透過關稅、特許狀費用以及商人們的鉅額利潤分紅，獲得了遠比保護費更穩定、更龐大的收益。
《南大洋公約》如同一張精心編織的巨網，將整個南洋的經濟命脈，牢牢地掌控在了啟宋手中。
表面上，南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貿易自由與開放，但在這自由與開放之下，是啟宋資本與商品的絕對主導，以及當地經濟結構的依附性畸變。
繁榮的代價，是自主性的喪失。
而這，正是趙昺和他的朝廷，最想要看到的局面。